诺兰《奥德赛》为何在改编争议中仍拿下高票房
克里斯托弗·诺兰的新片《奥德赛》于8月14日引进上映,虽然比全球多数主要市场晚了近一个月,但市场热度并未明显受影响。
上映一周后,《奥德赛》内地票房已突破3.5亿元,预计最终票房有望落在7亿至8亿元之间。若按这一走势,它将成为除《星际穿越》外,诺兰在中国内地票房表现最好的作品之一。

这样的成绩相当亮眼。除了引进时间偏晚,荷马史诗在国内原本也不算大众题材;即便放在古希腊史诗内部,《伊利亚特》的知名度和传播度通常也高于《奥德赛》。从这个角度看,《奥德赛》如今的票房表现,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诺兰本人的市场号召力。
截至目前,《奥德赛》全球票房已突破13亿美元,成为诺兰导演生涯中票房最高的电影。按现有走势,影片最终成绩仍有继续上探的空间。

在好莱坞,古装史诗大片一向是高投入、高风险的类型。除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宽银幕史诗热潮,以及《角斗士》带动的新一轮史诗风潮外,这类作品往往很难真正打入最广泛的大众市场。
因此,诺兰能在这样的类型限制下,把《奥德赛》拍成一部面向全球观众的热门影片,足见其导演品牌和个人IP的商业价值已经达到新的高度。

与此同时,《奥德赛》在主流媒体和普通观众中的口碑也持续走高,被不少人视为颁奖季的重要热门。诺兰能否凭借本片延续《奥本海默》之后的荣誉势头,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。
不过,上述赞誉更多来自大众文化层面。从知识界和学院派视角来看,诺兰这部改编自荷马史诗的《奥德赛》,引发的争议同样不小。

这里所说的,并不是映前围绕选角、服化道等问题出现的争论。那些批评更多停留在表层,而且相关元素在影片中的实际比重并不算高。

影片上映一个多月后,真正持续发酵的争议,集中在道德主题、主角塑造以及世界观建构等更核心的层面,甚至触及整部作品的改编根基。
一些评论者认为,诺兰版《奥德赛》在改编中偏离了荷马史诗原有的精神结构,尤其是在神话世界观、人物伦理和主题表达上,做出了幅度很大的重写。

但也必须承认,诺兰《奥德赛》在古装史诗的视听规模、情绪调性和人物内心戏上,确实打动了大量观众。影片围绕奥德修斯的愧疚与返乡展开叙事,形成了强烈的道德感和情感张力,而票房表现也说明了这一点。
与此同时,人文学者对影片的批评,也不应被简单归结为对原著的保守崇拜,或对电影改编过于苛刻。

众所周知,《奥德赛》讲述的是特洛伊战争结束后,伊塔卡国王奥德修斯漫长的返乡之旅。与此同时,家乡的珀涅罗珀一边忧心丈夫的生死,一边周旋于众多求婚者之间;从未见过父亲的儿子忒勒马科斯,也踏上了寻找父亲踪迹的道路。
故事最终在双线叙事中合流:奥德修斯历经艰险回到伊塔卡,与儿子相认,并通过谋划杀死求婚者,重新夺回王国。

诺兰的改编并没有推翻《奥德赛》的主线框架,奥德修斯的漂流冒险以及海上与伊塔卡并行推进的双线结构,依旧得到了保留。
影片最具颠覆性的改写,在于大幅削弱了“人神共存”的神话属性,同时彻底重塑了奥德修斯的精神世界,进而改变了整个故事的灵魂。

在诺兰的《奥德赛》中,奥林匹斯诸神不再像原著中那样深度介入人间事务。雅典娜等神祇的存在感被显著降低,独眼巨人、女巫、海怪等超自然元素也被进一步祛魅,神话世界因此更接近一个准现实的人间秩序。
由此,《奥德赛》的主题重心也从人与神、命运与神性的关系,转向了更世俗的道德冲突和情感创伤。

那么,在“史诗循环”原著体系中,奥德修斯究竟是怎样的英雄形象?
原著中的奥德修斯智勇兼备,尤其擅长伪装、权谋与谋略,也有狡黠、自负的一面。他既能说服阿喀琉斯重返战场,也能设计出“木马计”终结特洛伊战争;在返乡途中,他则不断与神祇、仙女、怪物和陌生国度周旋,凭借勇气与机智一次次脱险,最终靠计谋夺回伊塔卡。

而在诺兰的《奥德赛》中,这位原本复杂、狡黠又充满生命力的古希腊英雄,被重新塑造成了更具现代创伤意识的悲剧人物。
片中的奥德修斯因“木马计”造成的惨烈后果而长期陷入忏悔,把个人过失与世界的道德崩塌联系在一起,人物弧光更接近一种带有受难与救赎意味的现代悲剧英雄。

影片通过多次闪回重返那场攻陷特洛伊的夜晚:士兵闯入神庙、祭司被杀、战争暴行反复浮现。雅典娜在片中也更多以奥德修斯精神幻象的方式存在,而他在海上的真正阻碍,变成了难以摆脱的负罪感。
从这一点看,影片对奥德修斯精神创伤的呈现,确实会让人联想到《奥本海默》中主人公面对毁灭性后果时的道德崩溃。某种意义上,诺兰再次把现代心理创伤经验投射到了历史或神话人物身上。

也正因此,不少评论者认为,诺兰是把《奥德赛》进行了强烈的现代化、伦理化处理。原著中关于命运、神性、秩序与英雄荣耀的古典漫游,被改写成一段以忏悔和赎罪为核心的精神苦旅。
在一些批评者看来,这种改写会不可避免地扭曲古希腊文明原有的精神结构,并改变作品的文化底色。

当然,这并不意味着原著中的奥德修斯完全没有感性和脆弱的一面。
在原著相关段落中,奥德修斯确实会因战争创伤、失去同伴以及个人命运而落泪,但这种情感更多指向自身遭遇、战友牺牲和亲情痛楚,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普遍性忏悔。

同样,奥德修斯在讲述冥界经历、得知母亲因思念自己而死时,也承受着巨大的痛苦。但在原著中,这种痛苦更多仍然属于亲情伦理和个体命运层面。

对于古希腊英雄而言,至高价值往往是现世的荣耀与后世的声名。他们以武力、智谋和接近神性的强大为荣,而那种高度内向、持续悔罪式的心理结构,并不是原著奥德修斯最核心的精神特征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,这版《奥德赛》更像是诺兰借经典文本表达自身关切:他真正看重的,或许是漫长漂流的叙事结构、孤独受难的英雄处境,以及其中可被现代观众理解的心理张力。

如果严格对照原著,这样的改编幅度的确很大。但是否因此就能否定诺兰《奥德赛》的电影价值,仍然值得讨论。
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,《奥德赛》终究是一部面向当代全球市场的好莱坞A级大片,它必须适应今天观众的戏剧期待、人物理解方式和道德接受度。

如果完全按照史诗原貌搬上银幕,影片当然可能更忠实,也会拥有更原始、更繁复的神话魅力。但从当代大众观影习惯来看,那种在人神之间来回漂移、道德结构与今天相距甚远的叙事,未必能被大多数观众顺利理解和共情。

某种意义上,现代人与古人之间的精神距离,远比我们日常想象得更大。
因此,诺兰的《奥德赛》归根结底还是要讲给今天的观众听。它需要一条稳定连贯的心理线索、一个清晰明确的道德主题,以及一位能够与当代观众建立情感连接的主人公。

奥德修斯的归乡旅程,在诺兰这里也承载了更鲜明的当代道德焦虑:一个发动诡计、打开灾难之门的人,如何在历史后果面前接受审判,成为影片持续追问的问题。
从这个角度看,这样的改编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用现代理性和秩序观念,去重新整理多神话史诗的叙事方式。诺兰也借《奥德赛》再次表达了自己偏向秩序主义、理性主义的一面。

放到中文语境里,这种处理方式其实并不难理解。
如果把影片中的“宾主之谊”与秩序失范联系起来,它所描绘的世界,也确实容易让人联想到礼崩乐坏、规则失效之后的社会动荡与道德失序。

当然,若从更现实的角度追问,文明秩序的崩塌是否真能归因于某一个人的诡计,答案未必成立。稳定的道德秩序,从来不可能只依赖个体的高尚品格来维系。

但电影的长处本就不在抽象说理,而在于把人物切身承受的道德重压转化为可感的戏剧力量。无论是奥德修斯还是《奥本海默》中的主人公,作为破坏者与忏悔者的双重身份,都会对观众形成强烈感染力。
从观众反馈来看,诺兰《奥德赛》所呈现的这段精神旅程,确实带来了一种厚重而强烈的情绪净化效果。

如此看来,说诺兰这次改编是“失其形而得其神”,并非完全没有道理。
尽管《奥德赛》的精神内核与《奥本海默》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自我重复,但一部被诺兰式道德叙事重构的《奥德赛》,依然找到了与当代观众对话的有效方式。

即便是对影片批评颇多的学界声音,也不得不承认,诺兰把荷马重新带回了全球电影观众的视野。能够真正征服大众市场,最终仍然要靠作品本身的完成度与导演实力。
所以,在讨论诺兰《奥德赛》是否“魔改”之前,或许也应看到:经典之所以能持续流传,恰恰在于它总会在不同时代被重新诠释,并与新的观众建立联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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