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第五次“围剿”中央苏区期间，蒋介石调整战略，采取“堡垒推进”战术，并调集百万兵力分路进攻。何键作为湘军首领兼“西路军”总指挥，负责协调赣、粤、闽、湘、鄂五省军事力量，为此召开五省军事会议，落实蒋介石的作战计划。会议的核心内容是强制推行“堡垒政策”，命令部队及地方民众大规模修筑碉堡和防御工事，逐步压缩红军活动空间，同时实施严格的经济封锁，切断苏区物资供应。
而在另一边，李德和博古同样要采取堡垒对堡垒战术，遭到了毛泽东的强烈反对，他们这种短促突击的作战方法在苏区根本行不通，即便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无法达到其目的。然而李德根本不听劝告，博古更是严厉抨击朱毛游击队，最终李德愤然离席。
1934年1月，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。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报告，一方面强调必须坚决抵抗国民党的军事进攻，号召苏区军民团结一致，运用灵活战术打破敌人的封锁与“堡垒政策”；另一方面，他也敏锐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，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革命斗争的同时，必须为抗日救国做好准备，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。
正当优秀地区代表做总结报告之时，博古忽然喊停命令周恩来和朱德回军委开会，朱德万般不愿，毛泽东见状劝说他要陪在周恩来身边。待会议结束后，毛泽东专程去看望正在养病的瞿秋白。当时，瞿秋白因长期劳累，肺病加重，身体十分虚弱，但仍坚持工作。两人在瑞金的简陋住所里促膝长谈，面对国民党日益紧逼的军事“围剿”和党内“左”倾路线的错误指挥，他们既忧心革命前途，又相互鼓励，坚定信念。
当天夜里，毛泽东梦见池春生来看自己，而他紧紧握着手中的军号，呈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。池春生告诉毛泽东，若是他牺牲在战场上，希望毛泽东能够追认他。紧接着，毛泽东看着战场上无数战士牺牲的惨烈场面，瞬间从噩梦中惊醒，执意要去找周恩来和朱德商量，此刻两人和刘伯承在等着前线消息。
博古看到毛泽东，拒绝他过问军事，两人争执不休。战士送来急电，国民党军凭借“堡垒政策”和优势兵力，对中央苏区发起猛烈进攻。广昌战役后，红军主力部队在持续消耗战中损失惨重，尤其是红一、红三军团在驿前、高虎脑等地的防御战中伤亡极大，而红五军团和红七军团在石城、宁都一带的阻击战中同样遭受重创。
前线指挥员发现，国民党军以土木碉堡为依托，步步紧逼，红军缺乏重武器，难以突破封锁，继续硬拼只会导致全军覆没。危急关头，前线部队向中革军委紧急请示，要求撤回苏区休整。毛泽东愤怒不已，怒斥博古、李德的错误决策，中革军委权衡局势后，最终同意部队后撤，但此时红军已元气大伤，苏区范围被不断压缩。
随后中革军委召开会议，讨论战略转移的具体安排。会上，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宣布成立“三人团”，作为长征的最高决策机构，成员包括博古、李德和周恩来，实际由博古和李德主导，周恩来负责具体执行。
与此同时，中央红军医院院长傅连暲接到命令，要求迅速制定伤员转移和安置方案。由于长征路途艰险，重伤员无法随军行动，傅连暲只能忍痛安排部分伤员隐蔽在苏区群众家中，或分散到山区游击区，而轻伤员则尽可能随军转移。在中革军委转移前的会议上，毛泽东在留守名单中，众人举手表决让毛泽东一同随部队转移。
